本次供应链危机，如应对不当或将波及全球。企业坚持本土化和国际化双循环的平衡，形成网状结构的跨国公司，“自内而外”整合国内资源，以此开拓新的海外业务，对企业韧性提升非常重要。

责 编 | 齐 卿

    2022年以来，美国通货膨胀、欧洲能源危机和奥密克戎疫情爆发等多种负面因素的叠加让本就尚未从新冠疫情中恢复正常的全球供应链雪上加霜，也给世界经济的增长前景蒙上了阴影，许多企业的正常运营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2022年2月开始，奥密克戎先后在深圳、长春、上海等地大范围传播。为遏制传播，各城市先后采取强有力的管控措施。在强管控之下，病毒的传播得到有效的遏制。但同时，由于交通管控，供应链问题再次爆发。大量企业，尤其是制造业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欧商业评论》主办、上海杉树公益基金会协办的线上邀请制公益直播研讨会——“商谈CBR Online Talk”，邀请了三位嘉宾分别从企业一线实战、学术研究、宏观经济的角度探讨本次疫情对国内及全球供应链带来的影响，以及企业的应对之策。以下为本次分享精选实录。

上海供应链危机，或波及全球

以目前全国上下最为关心的上海为例，作为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全球前列的港口城市，上海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2022年3月下旬以来，由于严格的防疫封控措施，上海市内的线下实体商业已陷入了近一个月的停摆，上海市内及其周边城市的大量工厂停工停产。而且目前静态管理的范围也不仅限于上海，还蔓延到苏州、南京、广州等经济地位非常重要的城市，全国的物流运输和货物进出口都在受到巨大影响（图 1、图 2）。

大量国内外企业的日常运作陷入不同程度的停滞，危及到了汽车、半导体、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产业链，不仅全方位重创了国内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还更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紧张，长时间的供应链阻塞更有可能引起全球价值链的重组，对过去数十年形成的全球化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图1 上海实行静态管理后，中国进出口增速预计将下滑10%-12%

资料来源：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图2 物流：整车货运流量指数

资料来源：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供应链紧张的问题很快引起了国家高层的重视，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在4月18日召开。随着四月中下旬上海的疫情形势开始逐渐好转，制造业也开始逐步复工复产。但尽管如此，鉴于奥密克戎的高传染性，以及中国正在坚持实行的比2020年还要更加严格的封控政策，类似的从上游生产端到下游消费端的实体商业全流程停滞仍大概率会发生，对供应链的压力将长期存在。因此，除了需要监管层面的支持之外，相关行业内部和企业自身也亟需提升韧性和风险管理能力，以应对极有可能持续一年以上的长期供应链不稳定。

危机若长期持续，可能会加速产业链外迁

随着海外各国在2022年逐步放松甚至终止对于新冠的防控，中国与海外的供应链关系与2020年的“中国供全球”相比形成了完全的反转。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也许会考虑将在中国的供应链条转移到新加坡、越南等国家或者回流本土，以保证供应链能至少更加正常地运作。但对于中国本土的企业和产业链，要化解这场供应链危机，能做的选择显然受限，面临的形势也更加严峻。

陈达飞：从全球化的长期变化趋势来看，目前的全球供应链自20世纪80年代发展而来，由于产品复杂度的提升，因此全球分工的程度逐渐提高。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进出口份额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达到高峰。但在这之后，由于进口替代的发展、外企先进技术外溢和学习效应，本土供应链水平的提升，本土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出口规模中的占比由最高峰的60%下滑至40%左右（图 3）。

图3 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出口中占比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

制图：陈达飞，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尽管21世纪以来，中国取代了日本，成为亚洲的价值链中心，但我国的供应链主要还是以中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即在全球供应链的中上游，技术复杂度高的产品都依赖从海外进口，所以尽管按出口数额，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论贸易增加值的话比不过美国和德国。我国的对外依赖体现在电子、运输设备、纸业、汽车制造、机械设备、生物医药等众多行业。目前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因素对供应链的冲击远超以往，后疫情时代的价值链修复已然中断（图 4），并且已出现供应链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比如以苹果为代表的电子产业链正在向越南等地转移，美国本土的生产也有所反弹（图 5）。

图4 后疫情时代价值链修复中断

资料来源：美联储，CEIC

制图：陈达飞，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图5 中国电子产业链“南迁”,越南最受益；苹果看好越南市场

资料来源：Macropolo，Supply Chain Diversification in Asia: Quitting China Is Hard – MacroPolo

王超峰：供应链的迁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础设施，比如机场和港口的吞吐能力。中国在供应链上的一大优势是基础设施的配套和汇集产业集群的能力，因此短期内很难将整个供应链完整撤出中国。

目前来看，由于内在需求和外在需求的双重作用，供应链外移已成定局。比如像韩国的以三星、LG为代表的电子产业集群整体搬迁到越南河内的电子产业园区，另外富士康也在印度建设电子供应链，这主要是由于当地政策的优惠和对于成本的考虑，但其大部分零部件仍由中国提供。此外还有一些低端制造业的工厂转移到国外，比如中国的服装、鞋帽、玩具、家具等工厂转移到越南胡志明市，低端服装厂转移到孟加拉，背后仍然是比如申洲国际这样的中国公司。

长期来看，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生产技术升级的作用不可忽视，随着无人工厂和智能化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普及，很可能很多企业不得不在中国生产。所以长期来看，不应盲目乐观也不应盲目悲观。

供应链危机下，企业的破局之道

王超峰：以运连网为例，我们很早就坚定了两大战略——数字化和全球化。数字化转型早已开始布局，数字化代表着工作职能所在空间的虚拟化，办公形式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而更加灵活。

上海的机场和港口这次实质性的停摆对国内企业，尤其是上海企业的负载均衡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所以国内的企业，尤其是涉及到外贸的企业，这次冲击过后都亟需提高抗风险能力，要做到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升级，即具备一个全球化的网状结构，也就具备了全球层面的负载均衡能力。这种抗风险能力是很强的，即使中国整个都按下暂停键，这样的突发情况也不会对公司带来很大的冲击。

我认为全球化战略是中国能真正享受到的第二波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是我们企业破局的关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在各个细分领域都已经出现了头部企业，但中国的各个产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况，带来的结果就是内卷，即投入产出比不合理，导致研发投入少，创新能力不足，所以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必须以创新为基础，这要求头部企业都需要走有深度的全球化战略。

全球化战略下，企业的供应链安全就摆上了非常高的位置，也对像我们这样的国际物流企业是一种赋能。我们第一步在美国、加拿大建立支点。然后在英国、荷兰建立欧洲的两个支点，最后布局墨西哥和巴西，做到北美、南美一体化。这样的布局主要是基于当地贸易环境、法律体系、人才、全球化程度、货币稳定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

李平：经过今年的中国疫情封控和俄乌战争，国内外的企业已开始重视各种非经济层面的风险，并开始考虑生产布局的多元化和分散化，供应链的韧性正变得更加重要，像丰田就已经调整了原先的即时生产（Just in Time）模式。

对于韧性（resilience），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概念，企业韧性不是抗风险抗打击能力，而是危机之后的恢复能力和反弹能力，并且能从危机中学习，对企业进行改进提升，做到反脆弱，从逆境中进一步成长。

坚持本土化和国际化双循环的平衡对于企业韧性非常重要，这方面可以学习像复星、联想这样真正做到业务全球布局，形成网状结构的跨国公司，“自内而外”整合国内资源，以此开拓新的海外业务。“自外而内”敏感洞察国际趋势，深度诊断竞争变化，以此促进内部重大变革。打通内外循环互动的关节，这样助力中国国际化企业取得“双循环”良性互动，从而提升其全球供应链的韧性。

数字化（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等）技术可以快速找到全球供应链中的潜在风险、发展瓶颈和欠佳表现，从而提升供应链韧性，也对高科技制造企业节能减排，提高效率有明显作用，比如3D打印技术，能够帮助企业突破许多物理和人工上的限制。

通过细分市场的聚焦加上应用的多元化，进行产业集群升级，即纵向的技术领域“深挖洞”，横向的应用领域“广积粮”。中国需要加强产业链自下而上的能力升级，以各个细分领域内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或“隐形冠军”企业为核心形成产业集群，加上数字化的产业集群大脑，形成产业生态。

这种生态集群的形成需要三方面的推手：政府、大企业和高校，可以参考硅谷的产学研结合、飞利浦所在地埃因霍温孵化出欧洲的硅谷、由政府启动打造出来的深圳。产业集群应该是园区未来升级的一个方向，纵向维度方面整合供应链，横向维度方面形成差异化，以此形成互补，合作大于竞争，往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端方向发展。

精彩互动

Q：这次供应链危机的后果是继续全球化还是转向逆全球化？

李平：我认为不能一刀切看待此事。逆全球化体现在对国家安全敏感的行业，难免产生国际脱钩，政治考虑大于经济考虑；相对而言，民生相关行业上，经济考虑大于政治考虑，国际脱钩的可能性不大，全球化发展仍将延续。中间领域则比较复杂，比如动力电池，需要进一步分析。目前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是数据国家主权化。

王超峰：全球化的下一阶段将是效率、效益和安全三者之间的平衡。这其中安全指的是政治层面的国家安全和跨国企业的企业安全。另外也是全球贸易生态的再平衡，比如很多国家贸易不平衡，有赤字问题，它们会觉得利益受损，这样的贸易不可持续，所以会去走上逆全球化的道路。我觉得未来每个国家都会寻找自己的产业在全球结构当中的定位，最后形成一个个的小生态。在全球化过程当中，以小生态体系形成的产业集群，转移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我认为可能会成为未来的趋势。

陈达飞：全球化背后力量有三股——经济、政治和技术。过去的全球化过程中，这三种力量都是一种顺流，代表了效率优先所带来的全球化。基于这三股力量的合力，我觉得未来的全球化有几个方向，一个就是从全球化到区域化，这个格局已经非常的明显。另外，新一代数字技术对于贸易的可能性边界有极大拓展，或者说它开创了一个新的可贸易的领域。新一代数字技术让服务业能够复制过去工业部门的全球化路径，比如通过先进的通信技术，人们能享受到互联网教育服务，能在虚拟空间中远程办公。所以未来服务业的贸易属性会提升，服务业和制造业相互补充的属性会更强。

Q：近期中国的供应链问题是否会造成全球二次通胀？中国供应链被外国取代的可能性有多大？

陈达飞：过去一年，西方国家的通胀跟供应链的断裂有非常直接的相关性，现在矛盾重心转移到了我国。美国3月份的通胀数据是8.6%，英国是7.0%，通胀基本见顶。但2月底的俄乌冲突和3月国内的疫情反弹，相当于对通胀火上浇油，这种效应可能不会是长期持续的，大家可以看到原油价格最近也是到了高点之后在回落。那么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像上海这次的大规模疫情反弹会不会是持续性的，如果是持续性的，那必然会对全球价格产生影响。

如果我们去研究美国市场的数据能发现，中国过去两年对美国的物价起到了一种稳定器的作用。但如果像这次中国的供应链中断隔几个月就发生一次的话，对于全球通胀仍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推动作用。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未来防疫措施的优化和美国加息对于通胀的抑制作用。

至于供应链被替代的问题，中国在市场规模上仍有着特有的优势。因为市场规模对于复杂度高的行业部门来说是个很重要的门槛，所以东南亚只能承接国内一部分的产业转移，像整个越南的工业增加值，占中国不到5%的比重，但仅仅承接一点点中国的产业链过去，就能帮助越南的GDP每年增长10%左右。